预计六月份煤市继续供需双低

这一点是有域外经验可以参照的。

在此基础上各地方政府建立了以多数决、产权置换、自主改造以及土地出让金收益激励等四机制为主的更新模式。城中村整治改造范围内的原有合法产权房屋，被拆迁人可以选择复建产权置换、货币补偿，或者二者相结合的补偿安置方式。

产权置换即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的等价交换，主要由城市更新区内土地或建筑物权利人提供未来更新区内土地或建筑物进行权利交换。与此同时，专门制定《城市更新法》，系统性规范城市更新活动，做到城市更新有法可依。如《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通观全文并无针对更新区域内的外来务工人员、低收入租房人群等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条款，但是其第三十条至第三十四等条款则明确规定了业主和开发商等相关权利人的权利行使与权利保障程序。上述研究分别就公共利益、强迫迁离、更新项目、征税权转让等具体问题展开论述。有鉴于此，建立并完善城市更新相关立法，已成为当前我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⑵制度缺少整体性、长期性与全局性规划，致使当前各地城市更新工作仍停留在能产生较大经济收益的个别更新阶段，而非基于长期性及全局性政策考虑的整体利益更新。当政府无法以公共利益代表之身份介入分配或控制超额利润时，参与自主改造的开发商的逐利本性，极易驱使其将本应由公众共享的城市更新成果转化为开发商利润。杨凯：行政私益诉讼中的公益诉求之法理探析，《法学评论》2012年第5期。

注释: [1]参见《中外法学》编辑部：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评价(2010—2011)，《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律师可能发挥了明显作用。[37]黄启辉的《行政诉讼一审审判状况研究——基于对40家法院2767份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一文通过收集与分析六省或者自治区32家基层法院，8家中级法院2009年、2010年一审2767份行政裁判文书，揭示出行政诉讼一审的若干特征：涉诉行为和被诉行政管理领域十分集中，非对抗权力型诉讼多。[17]王敬波的《阳光下的阴影：美国信息公开例外条款的司法实践》一文集中探讨了美国法院如何处理类似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事项，如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李广宇、王振宇：行政诉讼类型化：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路，《法律适用》2012年第2期。[40]热门的关注点有以下方面：①制度定位：效率优先，还是公正优先？学者的主流意见是进一步强调公正，使行政复议制度进一步向准司法化方向发展。

在此基础之上，法政策学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一进路关注法与政策之间的动态关系，强调以法律思维为基础，在不断批判和反思政策思维的基础上实现法学与公共政策学的有机整合。总体而言，我国部门行政法研究的覆盖面仍然有限，对一些当下正在进行的重大的行政规制改革(如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作出的回应仍不够强。沈岿翻译的伊丽莎白#8226;费雪的著作《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指出，法律不仅建构、限制公共行政并使其负责，同时也提供了讨论公共行政作用、性质的场所和话语。[64] 值得一提的是，在处理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的关系的时候，域外已有一些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

但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的扩张并未与审查密度形成相应的配套关系。[2]赵宏的另一篇文章《诉讼权能与审查密度——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整体关联性》虽然探讨的是行政诉讼这个更为具体的主题，但其终极主张与上文类似。[7]法政策学的支柱性概念包括政策目标(立法目标)、政策工具(行政手法)、规制模式(组合手法)和评价基准等，并在具体分析中采取过程分析模型，对立法所涉及的价值、事实和规范三要素进行循环往复的观察和论证。我们的梳理不求面面倶到，而是根据期刊论文的数量和理论贡献，对不同的论题作出不同的详略处理，凸显出最具启发性的研究。

而吴元元则引入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更为具体地提出声誉罚往往比罚款能更有效地促使企业放弃潜在的违法行为，是一种俭省的规制手段。[54]周佑勇、熊樟林：裁量基准制定权限的划分，《法学杂志》2012年第11期。

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以德国行政法学为参照，指出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化程度严重不足：由于借鉴和继受的多源，我国行政法学的建设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统筹和系统思考，学科体系不协调和逻辑不周延的状况日益明显，而这不仅导致行政法制度中的漏洞随处可见，而且导致行政法制度在规范与管制能力上的不足。[48]吴元元：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18]杨登峰在《论过程性信息的本质》一文中指出，除了《信息公开条例》第8条和第14条第3款规定的例外之外，过程性信息不公开在实践中被频繁适用。沈寿文：环境公益诉讼行政机关原告资格之反思——基于宪法原理的分析，《当代法学》2013年第1期。在湛中乐、高俊杰的《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及其正当性逻辑》一文中，作者强调现代行政决策过程的正当性，有赖于建立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有机结合。中国传统行政法学体系本身就存在先天的整体性不足的弊病，随后又受到新的行政转型潮流的进一步冲击，一些新兴的规制领域，甚至在西方也未能形成成熟的体系化论述。在2012—2013年间，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体系焦虑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学术表达，出现了借鉴域外理论和制度建构经验，加强行政法理论和制度体系性和完整性的呼吁。(四)行政监督和救济法 行政诉讼一直是行政法研究中稳定的重点和热点，尽管其基础理论已趋于稳定，《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还是带来了一轮研究行政诉讼的热潮。

黄学贤、邹宇：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建构，《江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二)行政组织法 传统的行政组织法理论凝聚点在于行政主体这一概念上。

文章运用了系统性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从《条例》的整体出发，借助了前36条的内容，将第37条定位为连接规范，从而使前36条的内容在一定规则的制约之下可以运用于第37条的范围之内。[12]应松年的《完善行政组织法制探索》一文对完善中央及地方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组织法制进行了探讨，是其中少有的从宏观角度探讨行政组法的文章，参见应松年：完善行政组织法制探索，《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

[29]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近10年来，不断有文章反思本土的行政主体概念存在的理论缺陷。

当然，中国行政法制度和理论体系的完善，必然是以本土的实证法体系为基础而展开的，可以借鉴域外体系化建构的路径和方法，但无法照搬其具体答案。德国行政法的体系化，基于司法监控者[4]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眼光，通过法教义学和解释学得以完成。[3]赵宏：诉讼权能与审查密度——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整体关联性，《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61]高秦伟：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

[34]郭百顺：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之实然状况与应然构造——兼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控，《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21]而在非政府组织中，高校的信息公开引起了较多的关注。

[19]杨登峰：论过程性信息的本质，《法学家》2013年第3期。这一梳理的意义及于整个公法学，如作者指出，机关法人、机关犯罪、行政主体乃至行政法人等法律或法学概念，以及一系列以国家机关为原告的名誉侵权案、敲诈勒索政府案司法判决表明，我国公法与公法学体系欠缺清晰的法学国家观。

对行政许可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从2012—2013年主要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行政法论文来看，中国行政法法学处于一个持续蓄力、酝酿突破的时期。

[50]从欧盟回到中国，戚建刚的《食品危害的多重属性与风险评估制度的重构》一文区分了三种不同的食品危害属性，认为应相应采用三种不同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即概率评估模式、预防性评估模式和关注度评估模式，而我国现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有必要从单纯的概率评估模式转变为综合性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47]戚建刚：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管工具之新探：以信息监管工具为分析视角，《法商研究》2012年第5期。李文海：地方政府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上位法限制，《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2期。在赵宏看来，与德国行政诉讼制度中诉讼权能和审查密度形成高度的整体关联相比，我国习惯通过单项制度的分别改良，来实现行政诉讼的整体推进。

郑春燕：论城乡规划的司法审查路径——以涉及城乡规划案件的司法裁判文书为例，《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甚至政府信息公开所引起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行政诉讼的牵引：因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整体中已经占据了显著的比例。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三所大学行政法学者联手推出《行政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郑春燕通过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若干案例，发现若干立法层面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获得克服的例子，并从中总结相应的法律解释方法。

黄学贤：关于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冷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52]杨小敏：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之改革，《浙江学刊》2012年第2期。